“物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，对马如此，对人更是如此。
一个听闻陪伴自己多年的马活生生被烧死，而毫无感觉，问也不问，只关心人死了没有的人，他内心一定是缺少悲悯的。
因为他内心没有波澜，没有伤感，只是出于士大夫的礼节，或者出于礼法的仁爱观念，必须表示一下“关心”。（这就决定了，不会是真心关心，只是扮演一下仁爱的角色，应对一下社会的风评。）
在孔子的心里，人类是高于动物的，按照这样的理念，关心人是对的，关心动物没有必要。
这正说明：孔子所谓的“问人不问马”，只是一种理念的产物。出于礼节和观念，表达出来的一种“合乎理念”和“礼法”的“态度”。而不是发自内心。
这正是儒家道德的“虚伪性”来源。
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：人类的道德从哪里来？仁爱之心，又从哪里来？
它的真实的来源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“性善”，天然而有的“哀悯”，是人类真实情感的一部分。
而不是来自外在的某种“规定”，“道义”，“理念”、“礼法”或者“行为规范”等等。
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如果我们的“仁爱”，一开始出发点就是错误的，那么这种来自“外在规定”的仁爱，是虚假的，是做样子的，是表达某种理念的，这种“仁爱”和“道德”，就会越做越离奇，越走越偏斜，越发挥越可笑，
最终一定会走偏，出现“道德异化”的现象。
即：一个社会越是强调道德，越是强调仁爱，道德就会越败坏，仁爱就会越虚伪，最终走向“全民虚伪”、“全民无道德”的世风崩溃的局面。
这就是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的道理。
这种道理，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。
而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历史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出现这种“偏颇性”的道德异化现象。
越是推崇儒家，排斥道家的朝代，这种“道德异化”现象越鲜明，越能够出现“惊世骇俗”的道德“异化”事件。
比如，极端推崇儒家的东汉王朝，“提倡名教”的西晋王朝，推行“程朱理学”的明代初期，都出现了道德异化现象。
举几个例子吧。
“二十四孝”可谓是中国孝道的最高范本了。出现在极端推崇儒家的东汉王朝。
孝道是朝廷推崇的道德内容，“二十四孝”里面的孝道，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。
“郭巨埋儿”，又是“卧冰求鲤”，又是“尝粪忧心”，又是“恣蚊饱血”，又是“啮指痛心”……
我们以“郭巨埋儿”为例子吧。
郭巨是个孝子，他的经济能力不能兼顾母亲和儿子。于是，为了能够让母亲吃饱肚子，他决定把儿子“活埋”……
试问，郭巨有没有人性？
如果他有仁爱之心，他能够孝敬父母，难道就不怜爱自己的儿子吗？
他可以下决心“活埋”儿子，去实现“孝道”，他的行为动机是什么？
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情感吗？肯定不是。因为人心都爱子。对别人都仁爱，怎么可能对自己幼小的孩子下毒手？
他的行为动机肯定不是内心真实，而是来自外在的“规范”，或者说“理念”。没有哪个朝代，会变态到规范：自己必须杀死儿子来保全父母。
他来自“孝道”的理念。
你说他仁爱吗？仁爱怎么可能杀死自己的孩子？你说他不忍爱，他多孝顺啊！
所以，他的行为本身，就充满荒谬性和矛盾性。他既仁爱，又不仁爱。既又道德，有没有道德。
但是，这样荒谬的行为，却被朝廷赞许，作为典范，列入二十四孝图。因为一个孩子对父母这样孝顺，出来做官，就会对君主忠诚。
（对孩子那么残忍，自然也会对百姓很残忍了。但是朝廷不关心这些。）
在东汉，朝廷对于“孝道”是有鼓励的，也是有奖赏的。东汉王朝“以孝治天下”，能够获得孝道的名声，是有大大的好处的。
郭巨牺牲一个儿子，就可以获得好的“孝廉”的名声。一旦获得“孝廉”的名声，被推荐出去，就可以做官，拿到朝廷的俸禄，有名有利。
郭巨可以因此获得机会出仕走上仕途。（他可以再生儿子，以妻子不孝，对父母有怨言等道德名义抛弃糟糠农家妻子，迎娶朝廷宰相家的富贵花，过上有名有利的生活。）
那么，什么是他真实的动机呢？
就比如武则天可以牺牲一个女儿扳倒自己最大的对手，登上皇后的宝座。郭巨的行为，和武则天有什么区别呢？
武则天因为这样的行为，获得一个“嗜血”的名声。而郭巨却赢得了孝子的名声。
试问，郭巨的道德，是真正的道德吗？还是变异的道德？
很明显，这种所谓的“道德”并不真实，反而很虚伪。已经异化到无法接受的地步了。
《后汉书》里，这样的孝子很多。
孝子韦彪：“孝行纯至，父母卒，哀毁三年，不出庐寝。服竟，
羸瘠骨立异形，医疗数年乃起。”
为父母守孝，三年不出父母坟墓旁边的小屋子。最后得了关节病，骨头都变形，赢得一个孝道的好名声。
还有那些用自己的肉喂蚊子的，自己趴到冰上为父母求鲤鱼的，所有的这些孝行，都是道德的异化。
《汉书·游侠传序》：
“盖当时荐举征辟，必采名誉，故凡可以得名者，必全力赴之，好为苟难，遂成风俗。”
国家以“名誉”来推荐贤士，所以大家都全力以赴创造“奇行”，赢得名声。
所以的“超乎寻常”的孝道，都是“刻意”为之。制造出来的孝道，制造出来的仁爱，是真实的吗？
这些孝道，不是来自内心的真实，而是来自外在的“诱惑”，带有很大的名利性特征。
东汉陈寔，著名成语“梁上君子”故事的创造者，他在担任太丘长时，有一次，一个小官吏向他请假，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。
陈寔后来知道这个官吏是在说谎，就把他抓了起来，并判处死刑。
主簿觉得这个判罚太重了，就委婉地提醒他：“要不咱们再让有关部门查一查，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罪行。”
陈寔大义凛然说：“不必查了。他诅咒母亲生病，就是不孝，没有比不忠不孝更大的罪了。”
于是这个小官吏被处死。
这样的行为被史书记录下来，称之为：“有原则、有气节。”
请问，这个小官吏用“母亲生病要行孝道”做借口请假了，是不是就构成了对母亲的诅咒？
而对于这个母亲来说，她是害怕儿子的诅咒？还是担心失去自己的儿子？
陈寔有没有去征求一下这位母亲的意见？问问这位母亲要不要替她主持一下公道？杀死她的亲生儿子？
他的“大义凛然”，有没有构成了对这位母亲最大的伤害？
杀害一位母亲的儿子，不需要告诉母亲，还要用“为您伸张仗义”的名义，是“为你好”，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！
这样的所谓弘扬正气和道德，是发自内心的吗？
那位冤死的小官吏，只是撒谎，就失去最宝贵的生命。还要背上“诅咒母亲”的不孝的罪名。
而那位大义凛然的官员，可以用“孝道”的名义，不经人家母亲同意，合法合理，杀死人家的儿子。
陈寔所谓的道德，是发自真心吗？还是来自一种外在的礼法，观念，规范？
打着“道德”的名义，去做最违背道德的恶事。
道德异化，就是这样可怕和残忍。
在西晋时代，玄学兴起，玄学家们以玄学为外衣，反对西晋的篡位者。西晋就以“名教”的名义，杀戮文人。
著名的文人嵇康，就死于“道德”的罪名。
嵇康的好友吕安，妻子徐氏美貌，被同父异母的兄长吕巽灌醉迷践。
吕安去官府告了吕巽。徐氏被遣回娘家，羞愤自杀。
嵇康认为家丑不可外扬，让吕安撤回诉讼。吕巽怕以后对自己不利，先出手，告吕安“不孝”，
司马昭正缺找不到借口，趁机将嵇康和吕安一起杀掉。
嵇康和吕安被杀，都是以“道德”的名义。
真正不讲道德的司马昭，依旧做皇帝；迷践弟妹的吕巽，也安然无事。
受害者三个人，全部以“不道德”的名义被杀。
这就是道德异化的可怕。
道德本身是无形的，可大可小，可以罗织罪名，可以虚拟夸大，非常容易
被权力者以权力为凭仗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将异己仇人杀掉。
明代的“程朱理学”，杀人也是如此。清朝学者戴震，在《与某书》中批判“程朱理学”的时候，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“酷史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，浸浸乎舍法而论理，死矣，更无可救奖。”
因为是用道德来杀人的，这样的被杀之人，法律上没有罪行，道德上却要遭受很大的罪名，比如那位冤死的小官吏。
戴震控诉“程朱理学”的道德杀人的实质：
“人死于法，犹有怜者；死于理，其谁怜之！”
这就是道德杀人的事实。
从东汉到西晋，到“程朱理学”下的明朝初年，这些竭力推崇道德的社会，都会出现一种现象：道德变异。
以明朝为例：
“程朱理学”推行一百年之后，这是一个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讲道德的时代。
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，就是虚伪无比。
这个民族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，突然间”大变其性“，转变姿态，开始高冠若箕，道貌岸然起来；
开始朝谈回轲，夕讲濂伊。
开始伪饰起来，开始浮躁起来，
开始矫揉造作，开始装腔作势，开始媚上欺下……
“今日人情有三反：曰弥谦弥伪，弥亲弥泛，弥奢弥吝。”顾炎武说。
那些士大夫们极尽虚伪：
“上自宰辅，下之驿递仓巡，莫不以虚文相酬应。”
你对我一个假，我还你一份伪，人人都戴着假面具，将真心隐藏在面具后面。
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再加上一群人。
“人情所趋，遂成习俗。”
明代世风虚伪到了什么程度？“阳明学派”李贽在《三教归儒说》中讽刺道学家：
“阳为道学，阴为富贵，被服儒雅，行若狗彘然也。”
又在《童心说》中说：
“盖其人既假，则无所不假矣……无所不假……满场是假。”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
因为推动社会道德的出发点错了。
外在性的规范——礼法，规则，要求，提拔的考量等因素，推动道德，
而不是人类的真心，真情，性情，本质，在推动道德。
推动的力量错了。
庄子说儒家，“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”，这是儒家从一开端就出现的“偏执”的思想倾向：
过度偏重于礼仪规范等“外在性”制度建设，而忽略了人的“内心”这种内在性的“主观感受”方面的情感类建设。（重礼轻乐倾向）
他们觉得人心不重要。所有的人心，都必须为天下的秩序服务，都必须屈从于天下的秩序，皇帝的礼法。
这样，天下的秩序形成了。河清海晏。
人心成了一潭死水。中国人没有了热情，没有了创新，没有了幸福感。成了囚徒一样的、面色麻木，精神世界黯然的一个民族。
这跟儒家对人心的忽略，关系极大。
在汉唐的时代，我们的民族还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时代。
经历程朱理学之后，我们的民族……
孔子“问人不问马”，一开端就是错的。
这带着虚伪的特征，不是出自真心，不是出自真情。
它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就是：
确立一个社会——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、土地广袤的泱泱大国的道德教化的时候，
道德的出发点一定是“正”的，不能偏颇。
如果这个出发点出现偏颇，那么越是庞大的国家，越是人口众多的国民，越是讲求“一统”的时代，
这个社会出现的“理论性灾难”就会越厉害。
最强调道德的明代，人心就是这样崩溃的。
文子国学
重修伦理，再建道德。振兴中华，走向大同。华夏礼乐文明有两条文脉，一条是诗歌文脉，出自乐文明；一条是哲学文脉，出自礼文明。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关注我们，了解中华文化精髓，讲述两条文脉真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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